猎云网注：3年多来，直播在中东从无到有，如今已经成了资本竞相追逐的风口。30多家直播平台在此生根发芽，其中近90％由中国团队创办。当地还诞生了四五百家主播公会，一切正向正规化、产业化快速发展。这个市场渐成红海。大小直播平台之间高薪挖角越来越常见。竞争加剧之下，洗牌正在进行：头部平台被“马太效应”加持，而众多小平台活得日渐艰难。文章来源：投中网（ID：China-Venture），作者：薛小丽。
国内直播浪潮于2016年前后到达顶峰，格局渐定，流量红利陷入增长瓶颈，一批中国创业者开始将眼光转向海外，希望复制国内直播巨头的神话，为此开启了一场全球迁徙之旅。
东南亚、南亚、中东、北非、俄罗斯……犹如几百年前的盛唐，中国商队沿着丝绸之路，为异域带去瓷器和丝织品。不过，这次他们带去的是中国沉淀了近10年的移动互联网技术和运营模式。
此时此刻，在不同的海外市场，创业故事正在发生。以下是多位垦荒者的自述。
正翘首等待接盘侠
口述人：柬埔寨Antlive直播创始人 李孟青
2015年年底，我跟着青岛市政府去柬埔寨考察，发现当地的文化娱乐生活比较匮乏落后，很多酒吧还在播放邓丽君的歌。考虑到当地除了Facebook和Insgram，几乎没有视频类的即时社交产品，我觉得打造一个直播平台或许有市场。
2017年，我们的直播产品Antlive在柬埔寨上线。
在柬埔寨，1993年内战结束后，当地人口锐减，部分人手握大量土地。随着中国人到当地炒房，金边等城市的土地从几年前每平米几十美元涨至超5000美元，一批新富阶层因此诞生。
且当地人口年轻化程度较高，人口平均年龄为27岁，其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70%。
我当时想，如果这批人能来直播平台消费，肯定会带来不错的收入。但后来的实践表明，我的想法过于乐观了。
当地银行卡保有量很低，很多人还在使用存折，喜欢将现金存在保险柜里的人也不在少数。因为没有支付宝或微信这样的第三方支付手段，平台通过Apple pay或Google Play支付，需付扣除约30％的费率。若通过本地运营商，更是要支付60％到70％。支付手段不完善的情况下，直播用户多通过线下充值点进行充值支付。
2017年10月，支付宝进入当地，投入大量资金进行补贴。我很高兴，阿里这样的巨头来了，支付市场应该很快就能起来了吧？不过，直到现在，当地的支付市场依然半死不活。既是因为本地民众长期没有移动支付习惯，也因为当地缺乏线上支付场景。
在柬埔寨的两年多里，因为支付难，我先后看到十余家电商平台倒下。很多时候，网上购物或直播利用的是用户冲动，但如果支付过程过于繁琐，冲动可能就冷却了。相比电商，直播相对还好一些：直播打赏涉及到主播收入，他们可以在直播中更耐心地教用户使用支付工具。
我们平台上有约300位主播，几乎都是柬埔寨当地人，我们刚去时，这些主播毫无经验，我们只能从如何打招呼开始培训。
当地没有辅助管理和培训主播的中介机构，也缺乏成熟的艺人经纪公司。为了找到合适的主播，我们和当地模特公司合作，举办各类选拔赛。几个月前，我们举办了“全民直播选秀”，7万多人报名，最后选出了20多位主播。
打赏、土豪经济是直播平台的生存基础。相比其他市场，柬埔寨因为整体经济水平不高，人均消费水平较低，付费意愿也不太强烈。
实际上，柬埔寨直播平台上很少有能称之为“土豪”的。之前巴基斯坦的一位同行告诉我，他们平台的一位土豪单次给主播刷了1万架飞机，约合50万美元，我们平台还没有这种档次的土豪，目前榜单上打赏最多也就是几千美元。
因此，我更多是把直播平台看成线上流量入口。当地的广告投放手段匮乏，主要是灯箱等街边硬广，通过我们的平台，可以进行线上广告投放和电商导流；当地娱乐行业相对凋敝，直播平台可以打造网红，参加商演。去年我们的主播帮助当地彩票平台拍了一部短剧，反响就不错。
将国内的互联网思维简单复制到东南亚，很多时候是行不通的。在国内，因为有诸多风投机构接盘，我们可以先烧钱，把流量做起来，再考虑其他。在柬埔寨，大部分投资机构不太懂互联网，找到接盘资本并不容易。
目前，东南亚地区有30多家直播平台，多数处于烧钱阶段。除了YY旗下的Bigo Live，猎豹旗下的Live.me等，大部分小直播平台在夹缝中艰难求生。
我认为，这正是巨头收购的好时机。生存艰难，这些小直播平台很多都愿意低价卖身。作为其中之一，今年春节，我也回国寻找融资，希望能够找到接盘侠。如果有一家互联网或者资本巨头，能将东南亚的众多小直播平台整合起来，或许能够打造出一个“小巨无霸”平台。
中东直播市场已成红海
口述人：泛社交娱乐平台Mico（米可世界）中东负责人 黄乃良
2007年，我被媒体上介绍的迪拜商机吸引，便和朋友一行六人辞掉工作，赴迪拜掘金。迄今，我在中东待了12年，既做过传统贸易，也做过互联网。2017年，我加入Mico。
中东是名副其实的“富得流油”，虽然并非人人都是土豪，但政府提供的福利令人艳羡。2018年11月前，如果你是沙特户籍，没有工作，国家每月会补助你2万沙特里亚尔，当前约合3.5万人民币。如果你有工作，但每月只赚1万里亚尔，国家会补助你剩余1万里亚尔。
在阿联酋，政府补贴更是五花八门。当地居民结婚政府送地，平时送石油分红，出国留学有国家赞助。此外，外国人想在阿联酋注册公司，均需当地人作担保，保人可因此获得一笔收入。我认识的一个迪拜公民，除了银行的本职工作，还为一百多家公司作保，每年作保的收入就高达两百多万迪拉姆，约合三百多万人民币。
如今，海湾六国人均年收入大约3万美元，人均消费力是中国的3到5倍。这意味着当地居民具备高付费能力。同时，这里的总人口接近5亿，网民数量超过2亿，互联网渗透率超过50%。
但当地文化相对保守，沙特地区直到2018年才出现电影院，此前很多人的线下娱乐方式是到咖啡馆吸水烟。
互联网给线下被压抑的娱乐和社交需求提供了宣泄出口。不管是游戏氪金，还是直播打赏，当地用户均呈现出了强烈的付费意愿。在游戏领域，海湾六国的ARPU值（每用户平均收入）在20美元以上，与全球ARPU值最高（25到30美元左右）的美国和港台地区差距不大。据市场研究公司Newzoo的数据，2018年全球游戏市场收入规模Top 20的国家中，中东地区的土耳其和沙特双双入榜。
在中东地区，虽然有Facebook、WhatsApp等欧美社交巨头割据，但因为文化、语言壁垒等种种障碍，他们在本土化方面作为不多，这成了中国社交公司的机会。
如今，Mico在中东已有8000万用户。
对直播平台来说，首先要解决支付问题。中东国家的金融管制很严格，线上支付相当不便。每月到了发薪日，公司都会堆着几麻袋的钱。
直播平台的充值多是现金、充值卡、银行转账、和本地运营商合作等方式。我们与本地运营商建立合作关系，后者的抽成比例大概是几个点到十几个点。
因为支付不便，很多土豪带着现金来公司充值。因为现金太多，怕被抢，很多人是带着枪来充值的。这也造就了一些浪漫故事。曾有一位沙特金主为了帮一位摩洛哥主播冲击主播榜榜首，半夜开车几十公里去买充值卡，后来俩人喜结连理。
除了主播，对于当地直播平台来讲，土豪，才是最紧要的资源。吸引土豪来到直播平台的因素中，面子非常关键——线下消费花个两、三万美金，花了也就花了。在线上，享受的却是线下难以获得的尊严感和荣耀感。因此，土豪为一次线上活动打赏几十万美元的情况并不少见。
为了维系土豪，我们要挖空心思：有土豪来本地，需要陪吃陪玩；必要时，每个月还要飞到各国拜访高级用户；不时还要邀请土豪参与官方年会或小型私密沙龙等。我们还搭建了针对土豪的VIP阿语客服团队，陪伴土豪线上闲聊，针对问题快速应答等。
3年多来，直播在中东从无到有，如今已经成了资本竞相追逐的风口。30多家直播平台在此生根发芽，其中近90％由中国团队创办。当地还诞生了四五百家主播公会，一切正向正规化、产业化快速发展。
这个市场渐成红海。大小直播平台之间高薪挖角越来越常见。竞争加剧之下，洗牌正在进行：头部平台被“马太效应”加持，而众多小平台活得日渐艰难。
2019年中东直播市场的洗牌或将更惨烈，不过，我对整个市场的前景还是乐观的。新来者或能进一步刺激市场，将蛋糕进一步做大。
越是危急时刻，越隐藏着更好的机会
口述人：南亚直播Streamkar创始人 顾嘉佳
南亚直播市场目前可能不会赚很多钱，但这是个非常稳定、市场潜力巨大的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可能会迎来爆发。近两年，美国也从技术与资金层面对印度市场进行了大力投资。
到南亚直播创业之前，我在华为的中东、南亚、欧洲和非洲分部工作过7年，从事移动娱乐相关业务，期间就一直关注直播行业。2015年，看到国内直播市场的火热，我们决定到海外市场去试试。
当时之所以选择南亚，主要是看好当地的市场潜力：南亚地区（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等7个国家）的人口逾18亿，超过中国，且人工成本较低。
当地民众喜欢唱歌跳舞，但线上娱乐产品匮乏，这为直播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同时，南亚多个国家的移动支付发展相对较好：印巴两地人口中超过60%的人需要依靠移动支付来解决支付问题。从支付条件的成熟度来讲，如果中国能打90分，当地移动支付能打60到70分。支付宝和微信5年前就大举进军当地，阿里是当地最大支付平台Paytm的大股东，腾讯也入股了当地第二大移动支付平台。
我们是国内直播平台KK投资的的海外团队，后者在国内已经运营了6、7年，技术实力和运营经验比较丰富，可以从技术、运营和组织运作等方面给我们支持。
我们的产品2016年年初在南亚上线。同年，小米、oppo、vivo等中国手机品牌大规模进入当地，这为当地带来了更多的移动互联网用户，也提升了当地居民对互联网的理解能力，助力了我们的发展。
但困难也有很多。因为文化的差异，招到靠谱的本地员工很难。比如，在印度招人时，面试对象经常迟到或缺席，“爷爷去世，奶奶住院”这样的借口频频出现。还有的应聘者，薪资、职位都谈妥了，突然就不来了，也不说是什么原因。这在国内很少见。
为了提升当地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我们为他们提供了“几乎全员持股”的激励机制，以激发他们的主人翁精神，以股东身份来更积极参与工作。
同时，我们也要入乡随俗，借助当地文化管理员工。比如，有用户会在直播平台上骚扰主播，我们就以宝莱坞电影中常弘扬的正义感去鼓励员工，让他们更积极主动地去帮助平台净化环境。
如今，我们在南亚的业务已经相对稳定。我们的平台上有2000多个签约主播，分为A、B、C三级：A级可能是三四线小明星；B级有一部分是Facebook或Insgram上自带粉丝的网红；C级多是毫无经验的素人主播。最受欢迎的主播，往往除了颜值，还具备“玩得开、会聊天、有亲和力”等特点。
3年以来，南亚直播市场已经经历了一轮洗牌，也死了一批企业。
这是个非常烧钱的行业，需要庞大的资金投入。一家签约1000个主播的中等规模直播平台，一年补贴要烧掉1500万到2000万人民币。有家直播平台，我们刚开始做时，他们已经烧了3000万，但后来还是垮掉了。
即使是如今的大洗牌时期，我对海外市场依然充满了信心，因为蛋糕足够大，能容纳很多玩家。
我的老东家华为发展最快的两次，都是在全球经济危机和厂商大洗牌的时期。可见，越是危急时刻，越隐藏着更好的机会。洗牌时，正是擅长本地化运营团队的黄金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