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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冯迪从北京出发，目的地是印度孟买，原定1个月的旅行，却变成了5个月的悠长假期。
冯迪在班加罗尔等待回国的时间里，没有印度通行证，只好碰碰运气，和印度警察斗智斗勇，在班加罗尔附近晃一晃。
6月8日，冯迪幸运的搭上了首班撤侨回国的包机抵达上海。不过，他也做好了选不上他的打算，“那我准备在印度骑着摩托车继续北上”。
住进隔离酒店的第二天，冯迪得知他们的航班上出现了一例阳性病例。
落地济南第二天，Devin在隔离酒店里就因为工作从早忙到了晚。6月10日，Devin搭上了从加尔各答到济南的包机，对他来说，隔离14天之后就可以回到离济南260多公里的临沂老家休息一段时间了。得知同航班乘客的核算检测结果都呈阴性时，Devin说“松了一口气”。
Devin在印度开了一家店，今年1月，Devin如期回到班加罗尔，几个月后，印度开始锁国，控制疫情传播。Devin的店也在3月停止营业，到5月就陆续遣散了店里所有员工。
想要回国也难上加难，在搭乘使馆安排的撤侨包机前，Devin在3月买的机票被一次次改签，最终取消。为了交流回国信息，Devin数了数，前前后后总共被拉进了8个微信群。
老家在山东的Eva因为工作原因，在去年12月初就到了德里。12月底，她的丈夫和儿子到印度找她，一家三口在当地度过了中国农历新年。因为工作原因，Eva和家人聚少离多，新一年的计划是帮助丈夫在印度开一家中餐馆，儿子也转到印度当地的小学学习。
新冠疫情打乱了Eva一家的计划，Eva几次联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终于买到两张6月10日从德里出发的回国机票，而她的丈夫还继续留在印度，经营着刚刚开起来的中餐馆。
Eva住进广州隔离酒店的第二天，就收到广州疾控中心打来的电话，通知Eva和她的儿子转移到其他酒店。对方告诉她，她们成了航班上阳性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加了8个微信群，机票被取消了四次”
印度当地时间6月8日晚上12点左右，冯迪搭乘的东航飞往上海的航班从德里起飞，这是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组织的撤侨包机的首班航班，航班上大约有250人左右。
6月10日，Devin搭乘着东航从加尔各答出发的航班，第二天早上7点50分落地济南，航班的载客数大概是在140人左右；同一天，Eva和儿子搭上了南航的航班，在印度时间晚上11点20左右从德里飞往广州。
说到买机票，Eva称，自己带着10岁的儿子也并没有享受到“优先权”?。她说：“说实话，当时也没想到我们能按时回国。之前向使馆递交了信息，但是前几班撤侨航班的机票都卖完了，我也没收到消息。”
Eva的公司在德里有业务，去年12月初，Eva就到了印度。12月底，Eva的丈夫和儿子也办了旅游签来印度看她。
一开始，Eva一家并没计划在印度过中国农历新年，但当时国内刚出现新冠疫情，再加上Eva的公司在印度有事情要处理，全家就想等等看，也没急着回国。“开始，我是抱着能回就回，不能回就等的心态，但印度疫情越来越厉害，我们国内的公司也有事情要处理，干等着也不是这么回事。”
Eva回忆道，4月初，韩国和日本驻印度大使馆分别的安排了撤侨航班，那时候中国使馆还没放出消息。最夸张的是，身边有朋友一天最多能订8张机票，但订了也都被取消。
5月下旬，使馆开始收集滞留在印度的华人信息，Eva上传了信息，耐心等待使馆安排撤侨航班。因为儿子的护照图片不清晰，使馆还给Eva打过一个电话，Eva还询问使馆，能不能给她和儿子安排6月8日回国的那趟航班。使馆回复她说，那天已经满员了，但是肯定会给他们安排一班，具体也没说是哪一天。
6月8日的航班已经启程，Eva发现后面一天的航班也没有他们的信息，眼看着身边好多老乡都收到了航班信息，Eva赶忙联系使馆。开始使馆没有回复，Eva只能再发信息催促，把自己带着儿子的情况解释给使馆，使馆回复她说，“会尽力安排”。接到南航电话的一刻，Eva心里想着，“只要能回来就行。”
撤侨没有那么多名额，最终，Eva和儿子买到了回国机票，丈夫则继续留在印度。Eva记得，航班上大约有80%的乘客都穿着防护服，在她看来，“大家也是图个心安。我听说留学生们穿着的防护服都是使馆统一购买的，我们航班上大概有20名到30名留学生。”
冯迪对使馆收集信息的过程记得还比较清楚。他回忆道，使馆在4月份就给出过回国信息登记表，5月份又收集过两次要回国的人的信息，最后一次大概是在5月24日左右，然后到27日截止。
当时，撤侨给出的航班选择大概是从6月8日到12日，有五趟航班可以选择，落地的城市有上海、郑州、广州、济南、重庆。冯迪在北京工作，最后填了上海，朋友和他打趣道，如果感染了新冠病毒，也好快速得到救治。
冯迪在递交信息时勾选了接受调剂，抱着和Eva一样的心情，他说：“如果搭乘不了去上海那班，给我调剂到哪一班都可以。”
按照冯迪之前听到的信息，有人联系了大使馆，据说只要是旅游的、老人、小孩、孕妇，基本上都能搭上撤侨包机回国。
向使馆递交了个人信息后，冯迪接到了东航的电话，工作人员和他确认了信息，付好机票钱后，就等着出发了。
从朋友在班加罗尔的家里出发，冯迪先买了一张印度国内航司的机票，飞到德里。但印度国内复航的航班没有很多，身边还有朋友的航班被取消，临时买了其他航班，才顺利抵达德里。
到了德里机场，冯迪就收到了使馆为乘客们发放的安全防护包，里面有口罩、巧克力等物品。“从进入机场大厅，再到过海关、安检，这几关都是要摘口罩的。每一个步骤都要排队，一直穿着防护服也很热。”
冯迪说，在登机前他们检测过体温，飞行途中，还测过一次。机舱内最后两排是空出来的隔离区，就是怕有乘客在飞行中途出现发热症状，好先送至后排隔离。
Devin去印度时就已经做好了计划，买好往返机票。1月29日到达印度，他就买好了3月份的回国机票，后来这趟航班因为疫情被取消了。
Devin又买了一张3月27日出发的机票，前前后后一共改签了3次。印度政府宣布了第一次疫情封锁，表示会在4月13日解除封锁，Devin就改签了4月17日出发的机票；没料到，印度延长了锁国时间到4月底，Devin又把航班改签到5月8日；5月到了，印度继续锁国，他又把航班改签到6月17日。
6月初，Devin咨询大使馆，订的机票一直被延迟，还能不能顺利回国。大使馆回复他，如果大家能买到票回国，就不组织包机了，不能的话就组织包机。于是，Devin取消了机票，在大使馆这里报名，等着安排撤侨包机。
Devin和冯迪一样，也住在班加罗尔。收到回国航班信息后，他很顺利的就买到了从班加罗尔到加尔各答转机的机票。印度当地航司给乘客提供了防护服、口罩、一次性手套和脸部防护罩。
“大家都比较谨慎，从加尔各答回国的飞机上，大约95%的乘客都穿了防护服，也基本上都穿戴着防护罩、口罩、手套、脚套。“
Devin数了数，为了回国，加了大概有8个群，滞留的华人都在里面共享信息。同行航班上有他之前在微信群里认识的一家人。“他们带着两个小孩，一家四口大概在1月份到印度旅游，滞留快半年了才回国。”
成了阳性病例密切接触者
6月9日早上8点20分，冯迪搭乘的航班抵达上海，乘客们大概分成30人一组，分批下飞机。做完核酸检测后，每位乘客带着行李被划分到不同区域，等着安排去隔离酒店。冯迪航班上的乘客大概被分到两个酒店。
两天后，Devin也顺利落地济南机场，等待他的是严阵以待的医护人员，Devin形容这些医护人员是“从头到脚全副武装”的。乘客下了飞机就开始填表、抽血、取样，但是效率很高，Devin说：“大约有140个乘客，只用了半小时，所有乘客都做完了检测。”
回忆起落地国内机场的情形，Eva已经记不太清了。“迷迷糊糊到了广州机场后已经记不清是几点了，可能是在早上7点左右。”
入住隔离酒店后，上海、济南、广州酒店的日常安排都差不多，每天在线报体温，检查他们有没有什么不适。冯迪和Devin的酒店会将一日三餐送到房间门口，区别在于，冯迪的酒店可以点外卖，而Devin的酒店不允许大家点外卖。
冯迪说，他们的酒店允许隔离者适当性地在网上购买生活必需品，“有志愿者帮大家把东西送上来，但因为在隔离期间，他们也怕我们吃坏肚子去医院，所以会检查有哪些东西不能送上来。”
Eva的隔离酒店并不强制隔离者一定要吃酒店的三餐，Eva觉得酒店的餐食实在是不好吃，她和儿子解决午餐和晚餐的方式就是外卖。
住进隔离酒店的第二天，冯迪、Devin和Eva就知道了同航班乘客的核酸检测结果。
对于Eva来说，结果还是有些惊险。“我收到了广州疾控中心的电话，通知我们乘坐的航班出现了3例新冠肺炎阳性病例，其中一位离我们很近，临近的前三排和后三排就算是密切接触者，疾控中心通知我和儿子转移酒店。”
接到电话的那一刻，Eva说：“很害怕。”疾控中心的人还安慰她不要太担心。到了这个年纪还没有坐过救护车的Eva，看到酒店门口停着转移用的救护车，她形容自己“心里还是很忐忑的”。
Eva的那辆救护车上载了四个同航班上的乘客，坐在车里，她安慰自己，“在飞机上穿了防护服应该还是有用的，也觉得我的运气应该也不会那么差。” 就这样，Eva和儿子被送到了另一家酒店进行隔离，每隔一天再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冯迪和Devin的心情稍微轻松一些。虽然冯迪同航班乘客的检测结果显示，出现了一例阳性病例，但他不是密切接触者。而Devin得知同航班乘客的核算检测结果都呈阴性时，他说：“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事实证明，Eva确实运气没有那么差，现在，Eva、冯迪和Devin都安全的结束了隔离期。
“流浪”印度
回国前将近3个月时间，冯迪都在班加罗尔。当时印度在锁国，印度主要街道都有警察在管控，没有通行证就无法通过。但也就是在封锁第一和第二阶段管的比较严，走在路上，或是买菜都没什么问题，警察着重管的是开车或骑车出门的人。
冯迪尝试过在网上还有现场受理点去办通行证，但都没成功。3月和4月，有国内的新闻平台找到冯迪说，国内都很关注印度疫情，想让他做直播。但通行证迟迟办不下来，就没法出远门，最后幸得当地媒体朋友的帮忙，冯迪才能和他一起出门拍摄。
到了5月，国内对印度疫情的关注度逐渐降低，少了拍摄任务，又赶上印度邦内边界恢复开放，冯迪就骑着摩托车到泰米尔纳德邦的边界看了看，一天之内往返，骑行100多公里。
冯迪在国内的工作是和学校合作，学校不复课，也就暂时没有什么任务派给他。冯迪说，领导觉得他在国外太危险了，劝他早点回来。不过，冯迪对于回国有些“佛系”，他说：“如果这次撤侨没有选上我，我准备在印度骑着摩托车继续北上。”
Devin和Eva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到了印度。
Devin去年在印度注册了公司，负责公司的运营，就想花多点时间待在印度。往常，Devin一年大概往返印度4次，每一次待上2到3个月。Devin年初到班加罗尔时，也是计划3月底回国，4月中旬再去印度。
Devin切实感受到印度国内疫情逐渐严重，开始紧锁国门的过程。2月，武汉的印度留学生回国后确诊新冠肺炎，印度政府逐渐收紧口罩之类的医疗物资出口。3月中旬，很多邦出现确诊病例，印度国内开始人心惶惶，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3月24日宣布锁国之前，Devin开在班加罗尔开的店里，就有很多员工跑回家不来上班了。
印度封锁的三个月里，Devin就在住处把店里的账目、库存信息汇总，门店迟迟不能营业，到5月底，Devin遣散了店里全部9名员工。疫情期间，这些员工也找不到新工作，店里有什么后续要处理的事情，Devin还是会找他们来做兼职。
Devin说，印度解除疫情封锁后，政府允许所有行业在6月30日恢复正常运转。但印度疫情状况还没有控制住，他不想冒险在这个时候营业，估计要到10月或是11月才能重新开门营业。
Devin准备调整一下计划，隔离结束后，先回临沂老家休息几天，然后和投资人开个会，把印度公司的情况和国内股东做个汇报。
“这一次疫情让我们损失惨重，至少未来半年，可能都很难出国工作，所以我也面临一个迷茫期，需要在国内临时找一份工作。在去印度之前，我在深圳工作，接下来，我准备重返深圳，希望能够重新创一家企业或是和国内的公司谈谈合作，也算是为未来再出海做准备。” Devin说。
Eva在印度主要做进出口清关，印度疫情封锁期间，对公司业务影响也很大。她说，客户的货发到印度，清关慢就会产生很多额外费用，还有一些客户干脆不发货了，因为发过去也没人干活。
Eva的丈夫在去年底才到德里，当时一下子也没法找到很合适的工作。今年春节时候，他开了一间快餐店，加工一些水饺和蒸包，Eva就去帮他的忙，两个人一起处理外卖订单。
快餐店刚开起来时，Eva聘请了尼泊尔和印度员工，因为疫情关系，她不得不遣散这些员工。Eva说，这段时间，店里主要的客源就是诺伊达那边中国公司的员工。这一次，Eva和儿子回国，一家人退掉了在Jaypee Greens租的别墅，Eva的丈夫搬到了有中国公司的公寓楼里，她说：“这样他做生意的时候也能有些人聊聊天，就不会闷得慌。”
这次到印度，Eva想着可以把一家人都在德里安置好，让儿子也转到了家附近的小学，体验下印度校园生活。Eva想让儿子融入当地社会，于是在印度上了几个月的学，但这学期结束，她觉得还是不到时候。
“一是我们夫妻两个工作都太忙，也顾不上辅导儿子，国内小学三年级才开始学英语，而印度学校是全英文授课，课程学习上比较吃力；二是儿子刚过来读书，同伴也少，大多时候是和韩国的儿子一起玩，有点孤独。”
这次和儿子一起回来，Eva决定，还是让儿子继续在国内把小学读完，之后再考虑要不要继续去印度读书。
在印度这一年多，Eva有了自己的感悟。“我还是很喜欢印度的，原来在国内的时候会很焦虑，做生意好了会觉得高兴，亏的时候也挺沮丧。但在印度的这一年下来，通过跟当地人打交道，我觉得生活节奏都慢了下来，对自己也没有那么苛刻了。”
（文中冯迪、Devin、Eva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