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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的秋天层林渐染，硕果累累。山峦深处的人们却很少抬眼看看这美景。在他们眼中，只有一条窄窄的道路和一道老旧的校门，因为那里可以走出大别山。
2007年的秋天，两名毛坦厂中学的学生先后喝农药结束生命。有人说他们寻短见的原因是承受不了学习压力，但学校坚决否认。
一切就如同那山景，很快被遗忘在行色匆匆的校门前，因为毛中是大别山里唯一的焦点。
此后每隔几年便有新闻传出毛中的学生自寻短见。而毛中，这所被《纽约时报》称作中国最神秘的“备考学校”，不知何时起已在宿舍窗口裹起了丝网。丝网之中，学生密集地聚在一起，像犯人，又像是等待孵化的蝇卵。
在外媒眼里，毛中是一所强化记忆工厂；但对当地政府而言，毛中却是搞活经济的产业支柱。用原镇长韩怀国的话来说便是：“镇校一家。政府和镇上每个居民，都围着学校转。”
每年，2万名学生和1万多名陪读家长，将这里环绕成一座“高考镇”。当地商贩和房东围绕孩子的衣、食、住、行，赚得盆满钵满。学校为了激励疲惫的教师，会给到高出中国普通高校两到三倍的基本工资和奖金。而这一切换算到每个家庭头上，则使这些原就不富裕的求学家庭，年均贡献达10万元左右。
应届一本达线率52.06%，本科达线率90%，是毛中最大的竞争力。尽管多年来进入清华北大这类顶级学府的屈指可数，许多孩子拼尽全力也只能上个二本，但在教育机构高喊的口号之下，许多家庭仍是掏出家底，将孩子挤进毛中，希望“高考改变命运”。
但高考真的可以改变命运吗？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古代科举制度给读书人遗留的路径依赖。在新中国成立后，高考制度已经进行了数次与时代相联的变革。
从废除高考到恢复高考，从免费到双轨，从双轨到并轨，从“包分配、吃皇粮”到后来取消分配高校扩招。高考制度的变迁，投射出的是一个大国崛起的脉络。跌宕起伏中。一些人迎来了打破计划经济约束之后的机遇，另一些人则不得不面对文凭含金量稀释的桎梏。
网上流传过这样一句话：在北京你有无数条路线通往五道口，在毛坦厂我只有一条狭长的小路走出大别山。
用远景俯视大别山，看见的是一个个家庭堆叠出的抗争命运的浪潮；但当你拿出显微镜去探视，映入眼底的却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高招名额背后的博弈、标准化教育带来的顽疾，以及万千家庭所背负的沉重经济压力。
毛坦厂中学，不过是中国教育变形后的一个缩影。在大别山之外，有关高考的无奈、现实，还有希望，散落在每一片土地，跨越了四个时代。
1. 1977—1986：春雷敲响，窄门前方是大道
“那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刘海峰
1977年8月5日早晨，人民大会堂上，主管教育工作的邓小平亲自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在会议上，小平同志表态：“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
原教育部部长刘西尧提示，今年的招生工作会议已开过了，恢复高考来不及了。小平同志坚定地说：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
从小平同志表态到最后的拍板，整个过程仅用了20分钟，座谈会就在一片热烈的氛围中结束。
10月，国务院正式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从此恢复。此前因为家里“有工无农”而被划拨到外地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看到了一条可以由自己掌握的命运轨迹，决心牢牢抓住。
比如后来的外交部长王毅、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都是在“插队”时闻讯赶回来参加第一届高考。当时已经24岁“高龄”的王毅，几乎是半只脚踩在了高考的大门上，因为高考的年龄限制是不超过25岁。后来回忆时，王毅还感叹“一切来之不易”。
其实不止王毅，那几年但凡能够考入大学的人，回忆时无不心怀感激。因为自1966年高考被废止之后，大学可以说是无数读书人心中一个奢侈的梦。
1968年，决策层给高等教育定了性：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学制要缩短。自此，大学直接在工农兵中招生，没有文化考试，甚至没有文化水平的要求，只有一项硬性要求——政治上必须“根正苗红”。
“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是别想了，剩下的也需要潜规则中拼个你死我活。“推荐+批准”的路子里，藏不住公社领导的小九九。传说有些女知青甚至为此献上了身体。
没有关系可疏、没有身体可献的男知青，就只能静待命运的处治。朱维毅就曾在文章《三次插队的人生》中描写到高考时被排挤的旧事。
“1972年初，北京的几所大学来榆次县招收工农兵学员，我在面试后被列入北大地球物理系的招生“正选”名单。招生的老师走后，我回到山上就是一个等，一直等到大学开学也没有等到入学通知书。后来我才知道，黄彩公社的一个北京知青走了北大的后门，把这个本属于石圪塔公社的惟一一个北大的招生名额占有了。我被排挤出局，输得无声无息。”
凡是经历过曲折十年的读书人，无不感叹1977年的那个冬天，是如此令人热血沸腾。尽管当时的高考，只是一道极少数人才能进入“窄门”。
许家印在参加第一届高考时，由于在家务农太久准备不及落了榜。一年后再入考场时才拿下了武汉钢铁学院（现：武汉科技大学）。俞敏洪比许家印更“倒霉”，落榜了两次才考上北京大学。
1977年至1979年，“新三届”的高考录取人数大约有100万，录取率只有5%—7%。其中1978年参加高考的人数已经达到了610万。在40年后，这个数据也不过 940万，但录取率却已接近75%。
不过在“窄门”的前方，迎接天子骄子们的是一条条阳关大道。
结束了艰难探索的十年，百废待兴，人才青黄不接，甚至连国家干部也严重“老龄化”。用《后浪》的文体来形容当时这些“前浪”，可能更为形象：无数顶级社会资源“像是专门为他们准备的礼物”，跨越阶层的门槛“被层层打开，可以尽情地享用”。
这些大学生毕业后流入各行各业，不仅为恢复经济打下了基础，更诞生了一批名流。名导张艺谋、大作家刘震云、昔日的川美院长罗中立，以及前文所提的面朝“新东方”的俞敏洪和执掌恒大的许家印……
无数小人物因高考而改变命运，他们毕业后或是成为高官，或是成为巨贾，或是在文艺界载誉而归。
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曾言：我们这代人，就是高考改变命运。
2. 1985—1998：取消分配制，给象牙塔标个价
“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唱着没有祖国的歌谣。”——高晓松
1991年，北京大学毕业的李彦宏飞往纽约。在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计算机系里，一位计算机图形教授提出了一个在他脑海回响多年的问题：Do you have computers in China（你们中国有电脑吗）？
这一年，宿迁中学的刘强东还在为追不上的校花师姐和未来的大学学费而忧愁。后来他在内裤上缝着全村凑来的500元，手提着76个老家的鸡蛋，在号称“出官最多”的中国人民大学入了学，专业是社会学。从政、做县长，是宿迁人民对他的期许。
李彦宏与刘强东，虽然迈入大学的时间相差不久，但在毕业时却面临着不同的人生处境。代表着通过高考实现寒门跃迁的两种样本。
80年代时，就业分配制开始逐渐暴露短板。那些年人才奇缺，毕业生不仅没有自主权，连用人单位也没有挑选权。而且就职以后一个萝卜站死一个坑，没得挑。
有人这样形容：“就像旧时的婚姻一样，在结婚前双方是不知晓对方的。”
1987年，政府首次引入了“供需见面”的新方式。减少了分配的中间环节，高等学校可以与用人单位直接联系，增进了解。
用这个方式，36万名大学生分配到岗。与此同时，国家教委派出4个调查组，分赴上海、江苏、广东等多个省市调查。但结果却令人错愕——一些 “天之骄子”竟然被用人单位退回。就连一些名震一方的大学，比如北大、人大的毕业生都遭遇过退回。
不同的反响从四面八方传开。说是意料之外，却也是情理之中。实际上，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虽然为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一考定终身”的形式也落下了“唯分数论”的积弊。
想重新掌握命运轨迹，辞职是唯一的出路。这也促成了82年和90年代初的两次公务员离职潮。王石正是在82年离职，才有了后来的万科。
到了李彦宏一辈，就业分配制还在延续，但一些有志之士已经不再安于国家给予的饭碗，未来变成了三岔口——一面通往海外，如李彦宏、张朝阳皆是深造归国获得建树；一面朝向市场，如雷军和周鸿祎，毕业都去了大企业；一面则交给国家，比如马云毕业时便被分配做英语老师。
而刘强东毕业那年刚好是1996年，原人事部印发了《国家不包分配大专以上毕业生择业暂行办法》，大学生包分配制度正式宣布退出历史舞台。没当成官的刘强东，只好自己创业，成了真正的“社会人”。
取消分配制并非一蹴而就的决定。早在1985年，高校便开始陆续尝试招收少量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实行不收费和收费并存的“双轨制”。
“双轨制”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高校经费不足的问题，但对于自费生的毕业去向，当时的政策并未明朗。这也意味着，中国将出现一批不包分配的大学生。
后来获得中国最高戏剧奖梅花奖的名角张火丁，当年便是天津戏校“计划招生”之外的第一个“调节招生”，也就是自费生。
在那个经济尚未完全复苏的年代，张火丁每年要拿出近千元缴足学杂费，而她父母的工资也不过才十元左右。
1994年，国家教委开始实施“招生并轨”的试点，高考实行统一录取分数和收费标准，毕业后也不再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
这一年，在高晓松、老狼等人的影响下，民谣开始走进校园，但这种纯真与浪漫仅仅只流行了一两年，很快就消亡在世俗之中。
经济浪潮席卷过校园，也带走了乌托邦的纯真。“打工”这个词开始在校学生群体中流行。校方也鼓励勤工俭学，做家教成了许多学生“下海”的首选。
那几年，毕业招聘会也越来越火爆。“找饭碗”的焦虑感迅速蔓延至所有人。
读大学之前，这些“时代宠儿”、“天之骄子”很少担心过就业问题，等到毕业时，面对着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他们却变得有点茫然不知所措。少数人如刘强东一般卷入浪潮之中摸爬滚打，更多的人却不得不和昔日同窗抢一份根本不对口的工作。
此后，“读书无用论”开始频繁见诸报端，许多家庭拿着计算器计算高考的成本。很少有人意识到，此时，国家也在算一笔更难的经济题。
3. 1999—2009：扩招！扩招！却非教育高招
“教育不仅是一种消费，更是一种生产或投资。”——舒尔茨
2007年，人大代表范谊，经过五年思考、三年斟酌，在全国“两会”上交出了长达8000余字的《关于废止除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的建议》。
“用高考作为唯一的录取手段，这个政策早一天废止，早一天解放中国教育，早一天解放我们的孩子！”
他的观点很快迎来了社会各界的回响。一些人反驳他的人同样论据充分，他们认为，高考是选拔人才最公平的方式，目前还找不出来更好的替代方案。
范谊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废掉高考的人。实际上 “取消高考论”很早就已经开始出现。对于高考制度过分强调共性、忽视个性，促成了全国一片填鸭式教育。有些论者甚至偏激地认为高考是“人神共愤”的考试。
这项昔日被人民千呼万唤始出来的高考政策是何以沦落至此？其实若要追溯这个问题的来源，已经有些脱离教育本身了。
自1997年国企改革开始，中国社会有过一段震荡时期。“下岗潮”打破了工人阶层的稳定，随即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又使得私企受到冲击。再加上城市化进程发展，到了1998年，失业率已达到7.9%到8.5%，是建国以来失业率最高的一年。
为此，中央提出拉动内需。一些经济学专家指了一条明路——教育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供小于求的领域。
90年代，高校毛入学率不过5%（即在校人数与适龄人口之比）远低于发达国家80%左右。许多体会过“黑色七月”的学生，都不会忘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壮烈景象。
而高校扩招似乎提供了一条看似圆满的道路。一方面可以满足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量；另一方面，也可以扩大教育消费，缓解就业压力；再加上1996年“双轨制”改为“并轨”，扩招可以解决大学教育成本骤然增加的问题。
1999年，经济学家汤敏及夫人左小蕾在《经济学消息报》刊登了公开信，建议“有关领导”推动在此后三到四年中让高校学生数量翻番，新增学生自行支付每年1万元学费。
在方方面面的考量之下，国务院作出了扩大高校招生规模的重大决策。1999年6月，教育部公布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到2010年实现大学毛入学率15%，“十五”计划将这一目标的实现8提前到2005年。
结果到了2005年，毛入学率已经达到19%。高校在校人数也达到了2000万。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扩大招收之后，昔日的“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但在批量化生产的背后，学费却没有打包价，猛涨的学费使得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不得不放弃高考。更重要的是，高考招生制度开始显现出与高等教育发展不适应的问题。
2009年，福建省高考命题采用了一篇名为《寂静钱钟书》的文章，作者是周劼人。彼时她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看到高考用了自己的文章，觉得很有意思，决定也动手答一下。结果作者本人的解答居然仅得了1分。
“我的文章成了高考题，而我却不会做……”周劼人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博文，获得广泛转载。很多网友嘲讽当前的高考模式。
媒体编辑找到教育厅，遭到多次婉拒后，联系到一位高考试卷的命题组专员。专员表示，作者答题得1分也属正常，因为阅读题中的选择题往往设有陷阱，稍不注意就会答错。
专员的回答里其实多少能读出些对于出题的无奈。但凡有点名气的高中，必定有几位校宝级的“押题”高手在为年复一年的升学率做贡献。而在出题、押题的背后，教育变得更像是赌博。
为了命题不被押中，考题只能越出越难，越出越怪。为了难倒押题老师，命题时还会先测试，只有不到25%的人答对才算合格。
如此费尽心机地玩 “猫鼠游戏”，孩子们是否真的能学以致用？其实许多学生都认为，自己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学无用的本事。
导演江海洋曾如此形容：“如果我在今天参加高考，我文科很好，但是这个数学，可能我一辈子都不会用，但就是这一辈子都不会用的东西，决定了我的一辈子。”
以2006年的数据为例，仅有18.68%的毕业生与职业完全对口。中国经销商学院副院长强磊认为，这是一种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也映衬出价值观的转变，大多数人的观念里，读大学已经等同于“混文凭”。
另一方面，由于盲目投入基础建设，一些高校负债累累，甚至濒临破产。为了解决负债，学校又盲目招生，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尽管有了许多前车之鉴，但依然挡不住一所所大学城向郊区挺进。他们企图带活小镇经济，带动房地产。但许多学校的老师根本不愿住进郊区，为了方便回家，他们大多把课集中在一天上完。放学以后，大学便成了困住学生的孤岛。
刚出道时的韩寒曾针对高考发表过一系列轻狂的言论，诸如——
“中国教育体制下的题目，会想尽办法把人弄得很蠢，出来就是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高考作文肯定是集所有大傻于一身的。我们的作文讲究的是培养狗奴才，而不是真性情。”
不过即便积弊已深，我们依然不能否认高考贡献的价值。明面上对GDP的拉动和暗地里输送往各行各业的人才，这些都是有迹可循的。
时至今日，看看站在金字塔尖的那些人，程维、黄峥、张一鸣都是那个年代先后参加高考，接受高等教育的。同一时期诞生的作家，如蒋方舟、张悦然，是否又被高考作文培养成了“狗奴才”，从他们的文字里大家见仁见智。
虽然“学历”未必代表学识，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当下的社会结构中，越往金字塔的腰部以上走，“学历”这个共性便越发清晰。
对于寒门子弟，高考可能不是通往美好明天的最佳路径，却依然是守住机会的一道相对公平的防线。
扩招之后的高考，的确引发过一系列的不适应。但取消了高考，谁又能拍着胸脯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在倡导改变之余，我们还是需要保留对以偏概全的警惕。
4. 2010—2019：分数线上的跷跷板
“日光一视同仁。”——莎士比亚
北京西城区长安街南与长安街平行处有一个文昌胡同，长度不到四百米。这一片市井气浓厚的青砖平房，便是北京最贵学区房。
2014年，这里的房价是30万一平米，到了2017年，48万一平米的新闻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而支撑起这高昂房价的，则是胡同里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它是老百姓心中 “全北京最好的小学”。
48万单价的平房，出一套卖一套，抢都抢不到。网友们在讨论这一切的时候，焦点都指向了一个词语：应试教育。
这是一个为高考而生的词。它意味着教育正变成一条条流水线。从什么样的生产线上出来，则意味着孩子将以更大的可能生成为这条线上的标准。
要想孩子在高考中脱颖而出，就必须从小就上最好的幼儿园，因为这样才能上最好的小学、中学，请家教开小班，直到孩子考上大学。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遵循着这套逻辑，许多家长挤破头也要把孩子塞进名流院校。这给原就供给不足的教育资源造成了新的混乱。
为了平衡供需，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片区只能采取摇号。但家长为了孩子会卖力疏通，有些地方把学生塞得水泄不通，教室和餐厅都开始短缺，甚至一度出现小学生午餐、午休都要摇号的怪状。
学校不够、教育资源不够、教师不够、教育质量不高……所有的问题倒推至根源，还是在于教育投入不够。为此，2012年-2018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连续6年达到4%。
但这并未从根源上平衡地域性差异，特别是落到高考分数线上，有关公平的博弈每年都在延续。
中国大学录取名额，采用的是国家计划的形式，总录取名额将决定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录取分数线高低。这种差异，则使得一些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的大专录取分数线比另一些地区的本科线还高。
杨东平在《艰难的日出》一书中指出：我国现行的统一高考制度，具备了形式上的公平——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实际录取学生采取的是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因此出现各地录取率、录取分数线的极大差异。例如1999年高校录取分数线，湖南、湖北等地比北京高约100分左右。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想生活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我们现在站出来，就是要做第一个吃螃蟹者，把呼唤教育公平的声音调到最大！”
2001年，曾有三名高中毕业生向教育部提起了诉讼。在那年高考中，她们的分数放到北京完全可以考上比较理想的大学，然而在山东省，连个普通本科都进不了。虽然她们的代理律师为诉讼找到了自认为有利的论据，但最终该案还是随着舆论的消散而不了了之。
《中国青年报》曾经与新浪网联合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9.3%的人认为，目前全国重点大学招生指标的分配是不公平的。
“高考移民”便是对为了抗争这种不公平的畸形产物。
2004年，《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曾引发广泛关注。北京顺义区马坡镇的户口指标已排队到2007年底，而外地市民之所以花上25万元到50万元不等的“投资”，并且花高价买下当地住房，是因为这些为了高考而“移民”的家长挡不住“北京户口”带来的诱惑。
虽然国家很快便实施了明令禁止，但这种现象及至2019年都还存在。去年深圳市富源学校实地调查该校高考报名学生中的户籍。发现有32名考生属“高考移民”，结果全部被取消高考资格。
这些高考移民主要流向三类地区：第一类是京津沪，经济水平高而分数线低；第二类是海南、安徽等经济水平较低且分数线也较低的东部省份；第三类是经济和教育水平都很低，但高考录取分数线更低的少数民族政策地区，比如新疆、甘肃、内蒙古。
所谓的试卷面前人人平等，在政策的倾斜利诱前似乎变成了一个笑谈。基于自身拥有的资源优势，一些家庭愿意进一步铤而走险。
“往届生改应届生”的仝卓，今年带出了一条高考黑中介产业链，以陈春秀为代表被顶替者浮出水面，他们被交换过的人生并不像《你的名字》一般浪漫，大多令人唏嘘感慨。
仝卓们凭什么能偷走陈春秀们的人生？还有多少陈春秀们被顶替？谁又会是下一个陈春秀？这些问题唤起了所有人的同理心，只有公平，能让人安心。
其实早在2005年，在原教育部长周济的推动下，便实施了“高校招生阳光工程”，围绕招生乱收费、 违规录取、中介诈骗的三项重点治理取得过明显成效。
但正如有阳光的地方，就有阴影。许多事情可以做到最好，却无法做到圆满。因为暗流涌动处，可能还隐藏着更大的阻力。
一视同仁的日光，如何能照见黑暗中的尘埃？在这场“艰难的日出”里，改革需要做到的，不仅仅是阳光普照。
5. 2020：门外的世界
“培养人就是培养他对前途的希望。”——马卡连柯
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经历过自1970 年代以来的巨变。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突破意识形态的禁区，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随之被引进到住房、医疗和教育的改革中。
在整个1980年代乃至1990年代，大学生一直被视作稀缺资源，是公认的“天之骄子”。“一考定终身”的观念一度禁锢着人们对教育的理解和对未来的审视。随着人均GDP的持续增长，高考制度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进入改革深水区。
高考扩招之后，这扇叩响未来的“中国门”由窄变宽。更多人享受到了高等教育，但含金量也在发生着变化。一次高考再也难以承载人生所有的价值阶梯。
2020年，高考政策正在经历一次新的变革。新高考取消了传统的文理分科，“6选3”模式被很多人视作“废除一考定终身”的突破点，认为选择权交给了学生，未来可以由自己规划。
素质教育，是新高考政策的一个立足点。不过新的焦虑也同时酝酿而生，给予心智未开的高中生多大的选择权，成为改革的一个新难题。
与之对应的高校自主招生，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里，也陷入了“对寒门子弟不公”的疑虑。
2020年，毛坦厂依然上演着砸锅卖铁陪孩子读书的故事。这里的日与夜，与十年前没有什么分别。他们依然是千万个平凡家庭的缩影。
孩子们可能早就意识到，即将通往的这扇门已不再金光灿灿。它只是人生中要经过的无数扇门的其中之一，但它依然无法舍弃。因为那门外的世界承载着这些少年与家庭对未来的期许。
这份憧憬，值得这场变革的所有参与者为之继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