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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笔颇具情怀的捐赠来了。
12月2日晚，一则简短的公告，把一家上市公司和一所刚刚揭牌不久的大学，同时推到了聚光灯下。
豪威集成电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披露：控股股东虞仁荣，拟将其持有的3000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无偿捐赠给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与此同时，宁波市虞仁荣教育基金会再捐出60万股。按当日收盘价121.08元/股粗略一算，这笔捐赠的市值超过36亿元人民币。
早在2020年，虞仁荣就宣布出资300亿元建校，其中100亿元用于校园基础设施，200亿元作为办学资金，用于科研、人才培养和日常运营。
如今，捐赠方式从当初的“口头承诺”转为有实物支撑的股票过户。
而放眼望去，一大批已经实现财富自由的企业家们陆续反哺母校。借用高瓴资本张磊的一句话：“教育是永不需要退出的投资”。
一纸公告，三十六亿捐股
如果把时间线往前拉长两年，这更像是一场有清晰节奏的“长期行动”。
2023年2月，虞仁荣控制的绍兴韦豪第一次把豪威集团1000万股股份划给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同年12月，再捐1000万股；2024年3月，第三次捐出1500万股；2024年10月，虞仁荣本人又拿出2500万股；到2025年这一次3000万股落地，虞仁荣及其关联方累计向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捐出了超过9000万股豪威集团股份，按不同时间点股价估算，对应市值已在百亿元级别徘徊。
表面看，是一次次“捐股”；往深里看，这其实是在一点点兑现一张300亿元的“支票”。
早在2020年，宁波官方公开的消息就提到：虞仁荣计划出资300亿元，在家乡高标准建设一所新型理工类研究型大学——其中100亿元用于校园基础设施，200亿元作为办学资金，用于科研、人才培养和日常运营。
这在当年的慈善圈掀起不小的波澜——要知道，2021年胡润慈善榜上100位企业家的全年捐赠总和也不过245亿左右，而他一个人的承诺就已越过300亿。
如今，捐赠方式从当初的“口头承诺”转为有实物支撑的股票过户：一部分股权沉淀在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的大学基金会里，成为这所新大学的长期财务基础；一部分通过教育基金会依法履行公益支出义务，再次流向同一所学校。对于资本市场而言，这是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连续下调；对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来说，这是其“家底”被一点点装满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轮3000万股捐赠之前，虞仁荣已经凭借一年内向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捐出价值53亿元的豪威集团股票，被胡润研究院评为2024年度“中国首善”，在慈善榜上力压向武汉大学捐赠13亿元的雷军。
但如果只看到“首善”的一面，这个故事又难免单薄。
几年前，在豪威集团股价站上高位的时候，虞仁荣也曾因为大额减持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股民贴子里流传着各种统计和段子，有人按当年高点价格粗算，给他贴上“套现118亿”的标签，批评声、质疑声此起彼伏。那时候，市场记住的是一个算得很精的“资本高手”。
如今，还是同一个人，只是筹码的流向不再是个人账户，而是家乡新建的一所大学。
从资本运作的“套现故事”，到捐股办学的“首善叙事”，这几年，他在公众形象上的剧烈反差，也让宁波东方理工大学这所新学校，被写进了更大的时代语境中——当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和制造业财富完成原始积累之后，他们如何处理“钱”的去向，开始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一位镇海少年
要理解这笔巨额捐赠，恐怕还得回到虞仁荣的个人轨迹。
1966年，他出生在宁波镇海，一个典型的东部沿海工商业城市。少年时代的虞仁荣成绩优异，1985年，他以镇海中学“状元”的身份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EE85班——这个后来被媒体称作“中国芯片圈最传奇的一个班”：紫光系前掌门赵伟国、格科微创始人赵立新、燧原科技创始人赵立东等一批半导体企业家，都出自这一届。
那是中国集成电路行业刚刚起步的年代。清华的四年给了他扎实的工程训练，却没给他一条现成的路。毕业之后，他先在浪潮集团做工程师，随后辗转于北京几家电子元器件分销和贸易公司，从一线做起，看着中国电子产业链一点点搭起来。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2007年。41岁那年，他在上海创立韦尔股份，从元器件代理起家，转身布局半导体设计。十年之后，韦尔股份登陆上交所主板；再之后，通过一系列并购整合，把全球知名的CMOS图像传感器公司豪威收入麾下，成为今天的豪威集团——这是全球最大的CIS供应商之一，也是一家典型的“中国出身、全球业务”的半导体公司。
财富也随之滚雪球式累积。
2021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虞仁荣以123亿美元身家位列第181位，被外界称作“中国芯片首富”；资本市场的热度，将这位低调的工程师推到了聚光
而另一条线索则悄无声息地延伸回故乡。
宁波向来有“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说法，这座城市既有开放的港口传统，也有浓厚的“捐资兴学”文化。上世纪80年代，宁波籍航运巨头包玉刚捐资创办宁波大学的故事，在当地至今仍被反复提起。
也正是在这样的土壤里，2020年，虞仁荣提出要在家乡再办一所理工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为了这个目标，他在宁波注册成立“宁波市虞仁荣教育基金会”，作为学校举办者；与宁波市政府签署合作办学协议，由省市重点建设、国家重点支持，把这所学校定位为“高起点、小而精、创新型、国际化”的新型研究型大学。
2025年6月，教育部正式批复宁波东方理工大学设立；同年8月，74名创校本科生入学；11月28日，学校正式揭牌，创校校长由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在国内外高水平大学从事管理与科研的陈十一担任。
在揭牌仪式上，虞仁荣有一段颇为真诚的表态：“为家乡办一所大学是我的梦想……办企业要遵循市场规律，办大学要尊重教育规律。作为创校发起者和第一捐赠人，我的责任是继续办好企业，并联合更多有远见、有情怀的企业家朋友，竭尽全力为学校的资金保障作贡献。”
这段话，道出了他近年来在资本市场的一系列动作背后，另一重“算账逻辑”：企业要继续赚钱，大学要长期办下去，两者之间，需要一座稳定的桥梁——那就是以股票为载体的长期捐赠机制。
于是我们看到，他把豪威集团的部分股权陆续划入大学基金会，用于充实学校的资产基础；通过教育基金会的持续公益支出，满足监管对非公募基金会的要求；同时又承诺大学基金会未来减持股份，将与控股股东合并计算减持额度，沿用同样的信息披露标准，以安抚市场对“变相减持”的担忧。
站在镇海中学老校友的视角，这是一位“镇海少年”回到出发地之后做出的选择——他没有去收购一支足球队或打造一座私人博物馆，而是选了一个回报周期最长、财务上最“难算账”的方向：捐股办一所大学。
他们，正在积极回馈母校
如果把视野从宁波拉远，会发现虞仁荣并不是孤例。过去十年，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财富曲线，与一批高校、科研机构的捐赠史交织在一起，正在改写中国高等教育的资金结构。
最广为人知的故事之一来自武汉。
2023年11月，武汉大学130周年校庆当天，1987级计算机系校友、小米集团创始人雷军，宣布向母校捐赠13亿元现金——这笔钱刷新了全国高校单笔校友个人现金捐赠纪录。
很多人记得的是数字，却未必知道，这几乎源自一个大学时代的“心愿”：三十多年前，他在武大读书时，曾拿到一位企业家在学校设立的2000元最高奖学金，那在当年几乎相当于普通人多年工资。后来他在接受采访时坦言，那一刻，他在心里默默发誓：“今天领多少奖学金，将来要十倍、百倍、万倍还回来。”
从1997年设立“腾飞奖学金”开始，雷军已经持续捐赠20余年，给母校建楼、设奖学金、支持抗疫、资助人工智能大楼建设……在13亿元之前，他对武汉大学的累计捐赠已达1.3亿元。那封“迟到多年”的还愿之书，最终以一个巨额数字的方式完成。
另一个常被投资圈提起的名字是张磊。
这位高瓴资本创始人，学生时代靠奖学金改变命运，后在耶鲁求学、从事投资。2010年，他向耶鲁捐出888.88万美元，引发舆论争议；几年之后，他以3亿元的捐赠回到母校中国人民大学，设立“高瓴高礼教育发展基金”。
在人大人工智能学院成立时，他曾说过一句被广泛引用的话：教育是“永不需要退出的投资”，建一所能影响和塑造未来AI时代的学院，比做一笔成功的投资更重要。
有的企业家选择回到本科母校，有的则选择在更广阔的教育与科研版图上布局。
以“价值投资”闻名的段永平，除了一次性向江西水利电力学院捐出1万股贵州茅台股票外，多年来持续向母校浙江大学捐赠：仅2022年一年，就向浙大捐出2.7亿元，用于奖学金、人才引进等项目；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24年底，他对浙大的累计捐赠已超过10亿元。
互联网企业家中，腾讯四位创始人是另一种“集体返校”样本。2018年，马化腾、张志东、陈一丹、许晨晔以“腾讯创始人校友团队”的名义，联合向深圳大学捐赠3.5亿元，发起设立“深大人才基金”，主要用于引进讲席教授和资助优秀毕业生出国深造——其中马化腾个人就捐了2亿元。
这些故事背后，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大多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甚至站在各自行业的塔尖；在把企业做大、财富做厚之后，开始把目光投向时间跨度更长的东西——人才、基础研究、学科布局、区域创新生态。
有人倾向于现金捐赠，直接补足学校的硬件和科研支出；有人选择股票和基金，让学校获得长期分享企业成长红利的机会；有人则设立专门的科学基金，把钱投向那些短期看不到回报、却可能改变未来技术版图的基础课题。
从这个意义上看，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的故事，有点像“西湖大学+宁波大学”的叠加版：一端连着地方政府对高水平大学的迫切需求，一端连着浙商企业家“捐资兴学”的传统，中间是虞仁荣这样一位“芯片首富”式的人物——既深谙资本市场逻辑，又愿意用一张300亿元的支票，去对冲一所大学至少几十年的不确定性。
站在校园的维度回看，这些滚动的数字，最终会变成一幢幢教学楼、一间间实验室、一笔笔奖学金和科研经费，变成某个年轻人命运的转折点。
当年拿着2000元奖学金、在心里发誓“要一万倍还回来”的学生，后来捐了13亿现金；当年靠助学金读完大学、在寝室里做芯片梦的少年，几十年后拿出300亿，筹建一所新的理工大学。
他们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兑现当年对“知识改变命运”的朴素信念。
那一张张捐赠协议背后，是一代企业家在财富自由之后，给自己人生下半场交出的答卷。
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的校园里，新生们刚刚开始他们的大学生活。对他们来说，捐赠人的名字也许只会出现在一块铭牌上；真正决定他们未来的，是这所学校能不能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依然有能力请来最好的老师、搭起最好的实验平台、给学生提供足够宽阔的舞台。
而那三十六亿、那一笔笔持续滚动的股权捐赠，正是这所新大学用来对抗时间的一部分筹码。
